「The test of our progress is not whether we add more to the abundance of those who have much; It is whether we provide enough for those who have too little. 」
-Franklin D. Roosevelt
用數據參與並輔助城市設計是此舊城再生計劃的重點。但舊城區的保存與再生的主體首先是人，客觀的數據研究首先第一步，就是不得不對人和與人有關的各種維度取平均值，是一種在差異性中尋求同質性的過程，是一種平均化的取代個性化的人的統計演算法與策略。
在與舊城區的研究團體和學者交流多了以後，資訊通常會迷失在各種沉積的細節和歷史的片段之中，因爲空間的表像背後是錯綜複雜的根莖體系與立場纍積的主觀世界。而相關的政府官員的一面説辭，也衹是爲求自身利益及爲抗爭的少數者姑息。於此同時，大數據分析在所謂“公開政府”的“公平、公開、公正”的開放資料平臺底下，因爲缺乏整合、難得精準、更新週期久等種種問題，遲遲無法進行。用數據回應城市時間性議題就更難展開了。誠然，數據作爲一種工具理性有它巨大的價值，但作爲一種方法論還是有所局限。這有如同我們在翻閲每一本規劃報告書，市府每一本區域計劃書一樣，真相總是流失于圖紙之間。
在我們訪談的十四位店家和居民的過程中，我也深深意識到，也許并非客觀才是公正，主觀性的感受更能代表真實。那麽今天當我們在談舊城保存的時候，我們在保存什麽？也許在博物館群體式保存已經做的不錯的新竹，原封不動的保存未必是政治正確。那縉紳化的發生也只是時間問題，哪怕居民是同一批人其實也會變，何況還要面臨十分普遍的人地關係受到超流動資本衝擊而解體的狀況。那麼不變的是什麼？要改變的是什麽？當舊城生活無可避免地要麼離開要麼凋零，我們想要保護和實現的到底又是什麼？
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長久以來成爲報章媒體一個“髒字眼”，或許早已經被大多數人忘記了她最原始的精神: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復甦都市機能、可持續都市發展。而舊城區的更新與保存，在資本主義私有化地租的美麗悲劇下，淪爲一場資本家、政府和所有權人的三方廝殺的戰場。在這場拆除重建的戰鬥中，各方人馬便陷入囚徒困境，信息的不對等，伴隨著猜忌與不信任，讓原本都更長遠發展的精神，可悲的祗剩下眼前的利益。所謂都更、建築、債權、融資、估價、地政等專業術語讓已經模糊的資訊，更加不對等，終讓老舊建築繼續頹圮閒置，進而造成台灣都市土地:閒置低度利用、無秩序任意蔓延和無法負擔的都市住居。
而我們作爲設計者的第四方的出現，我更趨向定義爲攪局者，試圖讓舊城區的保存與更新在一種新的機制下進行。在政府公權力的缺席，資本家的運作强權，和所有權人爲捍衛權利高舉的民主大旗，這三者之外以公開、客觀、專業的局外人的身份，以維護社會正義的立場，再次參與攪局，重新介入。或許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在人工智能全面占領所有學科之际，數據作爲一種工具理性，將會是多方談判的前提，爲此拉上這層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John Rawls)。在幕布的背後，重新看待彼此，儘管帶有階級和立場，但都將追求社會最基本的善。唯有三方彼此重新建立信任關係，才是長遠合作的開始。